开庭时间确定之后，王加根又要着手撰写诉讼代理词，做好在法庭上发言和辩论的准备。
开庭审理案件的场面，他以前在电影和电视里见到过。法官高高在上，坐在法庭最显眼的位置，面向其他所有人。审判长坐中间，其他审判员坐两边。他们面前除了摆有桌签外，审判长手边应该还有一个小木槌。法官两侧，依次是书记员、公诉人、原告、被告、诉讼代理人等。正对法官的是旁听席上，熙熙攘攘地坐满了人。法庭上还应有全副武装的法警维护秩序……不过，这个设在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的经济审判室，审理案子时却是另一番场景。
经济审判室里只有由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拼成的长方型桌台。开庭的时候，郑庭长和潘蕾坐在桌台的顶端，一侧坐着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，另一侧坐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。不设旁听席，也没有法警。完全不像是在审理案件，更像是在召开一个会议。
郑庭长和潘蕾很少穿制服，通常都是着便装审理案子。虽说是简易程序，该走的步骤一个也不能少。宣布法庭纪律，核对当事人，宣布案由，宣布审判人员和书记员名单，告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，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。法庭调查，法庭辩论，征询各方最后的意见，进行调解。如果调解不成，当庭判决或择日制作判决书。
潘蕾负责法庭记录，记录完成之后，交双方当事人签字，按手印。最终形成的调解书或者判决书，也会盖上带有国徽的“孝天市人民法院”的印章……
客观地讲，这些案子的审理并不是什么难事情。借贷纠纷本来就是借款人理亏，加上法院又和中国A银行之间有合作协议。官司谁胜谁败，没什么悬念。问题是，调解书或者判决书生效后，执行起来不容易。被告人往往在法庭上说得很好，信誓旦旦地承诺，但真正到了应该履行义务的时候，又没有实际行动。他们还是赖账不还，把神圣的法律文书视同儿戏，让其成为一纸空文。
怎么办？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又该王加根忙乎了。
他得撰写《申请执行书》，要求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。通常情况下，执行应该由孝天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庭实施，但他们这个经济审判室，执行还是得靠他们自己。
进入执行程序后，郑庭长、潘蕾、饶春芳、老易和司机小张摇身一变，就成了孝天市人民法院的执行员。他们向被执行人下达《执行通知书》，要求其报告财产情况。别人当然不会老老实实地报告，还会想方设法地隐瞒财产。于是，他们就拿出随身携带的《协助查询通知书》，到孝天城内各家银行去查询被执行人的账户。一旦发现账户里有存款，就马上填写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，把那些存款予以冻结或者划拨。
不过，这样的好事并不多。更多的情况是，被执行人提出用财产或物资充抵债务。比方，卖不出去的商品，停止使用的机器设备，快要报废的汽车，荒芜的土地，破旧的厂房，款式过时的服装……都是些“老弱病残”的破玩艺儿，估价还高得离谱。
接不接受这些抵债资产呢？谁也不敢擅自作主，但又不敢贸然拒绝。为了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这些“宝贝儿”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查封了再说。贴上盖有“孝天市人民法院”红印的封条，然后去征求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领导的意见。
见到洪远平，郑庭长总是把那些查封的破玩艺儿吹上了天，说都是些好东西，极力劝说洪远平同意以物抵债。他的意图很明确，只要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同意接收这些东西，就可以折算成经济审判室收回的贷款，市法院就能够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提取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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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远平也不是省油的灯。
他用浓重的应山口音表明自己的观点：“收不收这些东西，我不发表意见。你们既然收回了，就要负责卖出去，用出售所得价款来偿还银行贷款。这些抵债资产值多少钱我不管，我只按实际收回的现金给你们兑现。”
郑庭长一听这话，就如泄了气的皮球。
抵债资产变现，比收回这些东西更难。首先得请资产评估公司来估价，再交给拍卖行拍卖，或者市法院想办法变卖。拍卖和变卖流程复杂，耗时长不说，成功的概率还很小——拍卖有可能流拍，变卖有可能无人问津。一时间，那些被查封和扣押的财产，反而成了烫手的山芋。经济审判室的运转，陷入停滞状态。
这严重地挫伤了郑庭长的工作积极性。
他不再关心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案子的执行情况，也不催促王加根起诉了。每天照常来经济审判室上班，但胳膊肘下，总是夹着其他案子的案卷。既然A银行的案子推不动，他就转移工作重心，利用A银行提供的便利条件，办理法院的其他案子。其他人拖拖拉拉地来了之后，他就像农村生产队长一样，给每个人安排点儿事情做。然后，他就坐在那里，看案卷，做笔记，写呀画的。
饶春芳、老易和小张开着吉普车，按照郑庭长的指令出去跑一圈儿，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一无所获，叫苦连天，通娘骂老子。然后，每人泡上一杯茶，有的站着，有的坐着，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。山南海北，天文地理，城市乡村，今古传奇，趣事逸闻……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郑庭长对此不仅不阻止，有时还饶有兴致地参与其中，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。不过，一旦谈话接触到打官司，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，他又会退避三舍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缄默不语，接着看那些与中国A银行孝天市支行无关的案卷。
坐在一旁的王加根心里很清楚，郑庭长不屑于与几个法盲讨论法律方面的专业问题。饶春芳、老易和小张虽说在经济审判室上班，但他们没有学过法学，对法律方面的事情一窍不通。他们连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搞不清楚，还老是为法律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。尤其是饶春芳，不懂装懂，做事又没有主见，纯粹是个吃闲饭的主儿。
每逢这个时候，王加根心里就有一丝丝的得意，因为A银行的工作人员里面，只有他是系统学过法学的，而且有律师资格证书。
刚到经济审判室时，他恃才傲物，说话办事比较冲，有点儿飘飘然。当然，有时他也告诫自己要稳重，少说话，多做事，老老实实地当好“银行律师”，夹起尾巴来做人。毕竟他的调动手续还没有办，地区中心支行不给指标，孝天市教育局那边儿也没联系。如同水上的浮萍，没有生根落脚的地方。他的命运还掌握在别人的手里。与经济审判室这帮人接触时间长了，他又发现这个机构是个临时搭建起来的草台班子，根本担负不起银行领导交付的重任。
松松垮垮，无所事事，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和生命！
成为律师一度是王加根梦寐以求的，可现在真正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了，他又发现律师其实并没有他原来想象的那么神圣。其社会地位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，比法院的审判人员差多了。
不管律师多么能言善辩，案子最终还是得法官来审理。官司是输是赢，还是得以法官作出的判决为准。因此，法官更受当事人的追捧，经常有人请吃饭，送东西，打砣子，塞红包。律师是享受不到这些“待遇”的，而且特别辛苦。
接到案子后，律师得绞尽脑汁地写起诉状或者答辩状，东奔西走地调查取证，撰写代理词或辩护词，翻阅海量的法学书籍，熟悉相关法律和法规，为出庭作准备。开庭审理时，法官是裁判，只须按程序向双方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提问，无须动什么脑子，相对比较轻松。而律师就不一样了，走上法庭就如同上了前线的战士，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，精神也高度紧张。
尽管如此，王加根还是喜欢律师这一行。
他觉得，律师职业更具挑战性。他已经想好了，要充分利用经济审判室这个平台，熟悉律师业务，为自己将来的事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。如果能够在中国A银行站稳脚跟，他的奋斗目标是银行律师兼金融作家。万一有什么不测情况，比方遭遇银行战略性调整，精简机构，裁减人员，他也能够凭借一技之长，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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