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的这桩伤人案，对警方和检方而言，算是一件相对省心的案子。犯罪嫌疑人、被害人和证人，三方给出的供述没有太大出入。
若是单看卷宗和庭审记录，这是一桩物证人证俱全、涉案人员单一，且犯罪事实清晰的伤人案。
这桩案件里有两个关键点，一个是案发时间，另一个是行凶手段。
正是基于这两点，法院判定你是有预谋的实施伤害犯罪，过程中使用了凶器并多次殴打被害人，主观恶性更深，所以做出了从重处罚。
但是让我想不通的也正是这两点。
2014年的一月八号，上午十点钟左右，你在许某某经营的烧烤店里，和他发生了争执，然后用棍子击打他的肩部和头部，并在许某某倒地后狠踹他的腹部，是吧？”
霍海怡语气平缓，没有一丁点儿厉声厉色的模样，却把于旦问得如坐针毡。
这明显是个有后手的问题，无论他怎么回答，都不会轻松过关。
于旦叹了口气，低声答了一个嗯字。
“我查过日历，案发日是个星期一，那时你念高三，十点钟这个时间段理应在学校里上课。庭审文件里有一份你们班主任出具的求情信，他说你在学校里向来表现良好，为人温和，从不违反校规校纪。
所以你一反常态地翘课来到许某某的烧烤店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。”霍海怡凝视着于旦问道，“你给出的理由是被害人长期反对你和他女儿交往，导致你心里一直有怨愤，那天情绪焦躁，就跑去店里和许某某争执。
即使你那时年少冲动，考虑事情欠缺理智，但这场对峙真的紧急到连午休时间都等不及，必须不惜逃课也要立刻进行吗？”
类似的疑问，当年办案的年长警察也提出来过。
那时候于旦坚称他说的版本就是事实，把不合理之处都归咎为鬼使神差一念之间。嫌疑人认罪，又有被害人和证人的证言，作为凶器的铁棍上也的确有于旦的指纹。在证据已经足够充分的情况下，警方终结了侦查，把案子提交到了检察院。
对警察扯谎的后果，是在班房里成长了四年。
对女朋友扯谎，坐牢倒是不至于，但肯定会大伤感情。
于旦迎上霍海怡的视线，说了一段王家卫风格的回答：“如果用写作文来比喻人生，四年前的那一张命题作文，我答得很潦草，自以为文采飞扬、感动华国，实际是一塌糊涂狗屁不通。
那篇作文的分数非常糟糕，成了我抹不掉的黑历史，熬啊熬，熬了很久，我终于又拿到了一份新的作文稿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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